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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当年的张李氏案最后又是如何了结的？乾隆很快下旨裁定： 本案中的工匠任五，因修庙图利起意，为张李氏装点画像，妄称该氏为菩萨佛祖转世，惑诱远近民人，张李氏之种种不法，都是该犯怂恿所致，实为此案罪魁，拟处绞刑，立即执行。张李氏假神画符，以烧香治病为名，惑众敛钱，固属不法，但乡村愚妇，不过为图骗钱财起见，究无悖逆词语，着从宽，按例判绞监候，秋后处决（所谓“从宽”，不过是让张李氏多活了二三个月）。钦此！ 至于对其他人等的处置，皇帝均依永琅等王公大臣之议。张李氏之子杖一百，流三千里，交与顺天府定地发配；大学士三宝与员外郎恒庆两家挪用公款修庙，除追回修庙银两外，将恒庆解职交部严加议处（三宝则未受到惩治，不知何故）；玉喜、双庆、老尼济广未参与犯罪，皇上开恩，不予追究；传授张李氏针扎治病之法的顺义县李老婆子虽已故去，但她有无另传他人以及招摇煽惑情事，交顺天府严查明确，以净根株；张李氏、任五两家财产，查抄充公。 乾隆决心将张李氏与任五从肉体上消灭掉，与其说皇帝心狠手辣，不如说这显示了朝廷在对付假借邪术煽惑人心的敏感事务上的一贯铁腕。《大清律例》写得明明白白：“凡师巫假借邪神、书符咒水、扶鸾祷圣，自号端公、太保、师婆及妄称弥勒佛、白莲教、明尊教、白云宗等会，一应左道异端等术，或隐藏图像，烧香集众，夜聚晓散，佯修善事，煽惑人民，为首者绞（监候）。”在乾隆时代，人们还无法如无神论者那般断然否定神灵世界的存在，而且深信俗世的权力秩序受到神灵意志的支配。因此，那些宣称能够自由联系神灵世界的行为，即使只是虚张声势的江湖骗术，也具有惑诱人心的可怕力量，轻则能动摇一时一地之社会秩序，严重则可能威胁到俗世政治的意识形态软肋。在乾隆后期比较活跃的白莲教，就是以“弥勒转世，当辅牛八（牛八即朱字拆写，暗指明朝后裔）”的神秘谶言来吸引追随者，并对清政权的合法性提出挑战的。乾隆作为这个王朝的最高统帅、“天命所归”的人间主宰，他必须将任何假托神灵名号的危险人物（管他是不是真有法术）无情地镇压下去，不如此，则不足以恫吓、威慑其他企图非法觊觎上苍意志的潜在危险人物。只有杀了张李氏与任五，同时彻查传授张李氏医术的李老婆子“有无另传他人及招摇煽惑情事”，才能根除后患。 四 张李氏的故事可以结束了。不过，我还想再讲另一个尼姑的故事。故事出自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官场现形记》虽是小说家言，但所记“多实有其事，并非捏造”（晚清人孙宝语），至少反映了一种历史的真实。 故事比较简单：京城前门内有个庵子，当家的是一个法号叫“镜空”的尼姑，因为结识了不少达官贵人，还有一位公主拜在她门下为徒，经常出入宫禁，所以颇有些势力，能通过影响皇室的意见，进而影响官员的仕途命运，在京城的权力圈子内，算是一个“说一是一、说二是二”的人物。这个镜空也恃着与权贵亲近的关系，干脆做了出入权门、替人关说的官场掮客。那些进京求官的、托人说项的人晓得她的来历，就想走她的门路，图个近便。而对这“不正之风”，都察院的御史们（检察官）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敢具折纠参，因为镜空的后台硬，“说了非但无益，反怕贾祸”。有一个送部引见（即授官前由吏部引领觐见皇帝）的贾姓河工总办，原来想托她这个门路谋个肥缺，可是找不到庵子所在，只好委托另一伙掮客打点关系，结果银子哗啦啦地花个精光，美差却如竹篮打水一场空。假如当初走了镜空尼姑的门路，说不定就如愿以偿了。 出家人镜空显然不能算是政府要员，却能左右官场人事，可以说，她实际上掌握着某种“隐权力”。但请注意，镜空的隐权力与张李氏的隐权力又大不相同。如果说张李氏的隐权力由其（假冒）“老祖活佛”的（伪）神性身份所产生，具有令俗世统治者寝食难安的独立合法性来源，那么，镜空的隐权力则来自其与当朝权贵的亲密关系，是依附在俗世权力系统内部的寄生物，一般而言，不会对帝国的意识形态安全构成威胁。而这，也是张李氏最后被绞了脖子而镜空却能平安出入权门的隐秘原因。 放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张李氏与镜空不过是无足轻重、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但她们的际遇却透露了一点历史的奥秘——千百年来，我们的祖先曾经制造了数量庞大的神灵偶像，甚至还创造出一个非常复杂、完备的神灵谱系，然而，我们始终未能发展出一套与俗世政治平行的神权系统，恰恰相反，中国人的神灵世界以及众神在人间的代理人一直受到俗世权力的严厉管制。一个将权力合法性建立在神灵意志上的俗世统治者无法证伪上苍对于人间的主宰权，却可以通过控制神的合法代理人、消灭神的非法代理人，从而将上苍的神权改造成为俗世政权的附庸和装饰品。张李氏非法充当神的代理人，结果被杀掉了；镜空结交权贵，结果成了官场权力交易的代理人。 现在，我们可以来回答本文开篇提出的问题了——神像所指称的权力，即使能够获得民间信众甚至部分政府官员的尊奉，也不可以脱离官印把子的管辖，否则，官印把子就会将神像砸成烂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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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4-1-5 01: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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