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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裝“政治含義”考辨 【作者簡介】薛偉強，男，河北定州人，江蘇師範大學教師教育學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歷史教育及中國近代史。 湯文，男，江蘇師範大學教師教育學院2011級歷史教育專業本科生。
近年來，有關中山裝的三民主義、國之四維、五權憲法等政治含義流傳甚廣，已成為高中歷史課堂甚至社會上流行的“常識”。然研讀相關論著，始終未發現可支撐此“常識”的史料。另一方面，也有少數學者明確否定此說。如此現狀令人困惑，真相到底如何，筆者以為值得深入考辨。 目前社會上有兩種流行的說法，一是孫中山當年向服裝公司訂購中山裝，便聲言以五個胸扣象徵五權分立，四個口袋象徵禮、義、廉、恥，三個袖扣象徵三民主義。這是普遍流行的觀點。二是中山裝設計之初，並沒有特殊的含義。20世紀30年代，中山裝造型被賦予了革命及建國的含義：前襟的四個口袋代表禮、義、廉、恥；前襟的扣子改為五個，寓意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權五權分立，即袖口的三個扣子代表三民主義；民族、民權、民生；衣領為封閉的豎領表示“三省吾身”。 關於孫中山創制中山裝，學術界已有共識，但其時間、地點與過程仍有分歧。據《孫中山全集》《革命逸史》等史料，孫文本人論述中山裝的言論不多，目前可以明確的是，他深諳改易服裝的政治象徵意義，也將斷發易服視為革命標誌。孫中山深感中國傳統服裝過於陳舊、拖遝，而西裝穿著不便，成本太高。早在1912年他就提出制定中國自己的禮服：“禮服在所必更，常服聽民自便……禮服又實與國體攸關，未便輕率從事。且即以現時西式服裝言之，鄙意以為尚有未盡合者……此等衣式，其要點在適於衛生，便於動作，宜於經濟，壯於觀瞻，同時又須絲業、衣業各界力求改良，庶衣料仍不出國內產品，實有厚望焉。”①《中山先生事蹟七則》中提到，當孫中山穿起自己設計的、也是世界上第一套中山裝時說：“這種服裝好看、實用、方便、省錢。不像西裝那樣，除上衣、襯衣外還要硬領，這些東西又多是進口的，費事費錢。”②至於創制中山裝所謂的三民主義等政治意義，目前不僅沒有直接言論可據，間接記載也從未發現。考慮孫文的個性，如果真有此意，他一定會廣為宣揚，必然會留下相關材料。故最合理的推測便是孫中山從未賦予中山裝三民主義等特殊的政治含義。 國民政府建立後，決心繼承孫中山遺志，故其強力推廣中山裝便屬自然。國民黨先機關、次學校、再民眾，利用國家權力逐次推廣中山裝。1927年，江蘇等地方政府便發佈了相關通告。1928年初，內政部就明令部員一律穿棉布中山裝。③4月，南京市政府“為發揚精神起見”，規定職員“一律著中山裝”。①1929年4月頒佈《文官制服禮服條例》：明確“制服用中山裝”，中山裝由此成為國民政府法定制服。② 除官書、檔案、文集外，筆者也通過《民國時期期刊全文資料庫（1911―1949）》及《申報》全文資料庫（1872―1949），總計檢索到1683筆關於中山裝的近代報刊資料，最早始於1926年5月，最晚至1949年5月。它們主要是申報廣告，餘則新聞、軼事、政府通告及小說等。③ 其中轉載或報導的各級政府部門通告總計53條，內容皆有明令穿著中山裝，各年通告次數統計如下：1927年9次；1928年10次；1929年8次；1930年3次；1931年1次；1932年2次，1933年1次；1934年0次；1935年3次；1936年8次；1937年4次；1938年0次；1939年1次；1940～1943年0次；1944年1次；1945―1947年0次；1948年2次；1949年0次。但在所有明令穿著中山裝的政府通告中，從未見到與中山裝代表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等相關的表述。 審讀目前所有的官方文獻，也未發現國民政府賦予中山裝特殊政治含義的相關材料。 服飾不僅是物質文化的體現，更是歷史、政治、經濟、軍事、文化諸因素融合的產物。民國時人於著中山裝之原因及價值亦多有分析。 首重革命性，正如章乃器所言：“要革命，先從服裝革起。”④次則中山裝“既可節省經費，又可鍛煉身體，又可紀念總理，又可消除腐化的積習”。⑤ 雙石山人認為衣、食、住、行是孫中山民生主義中提出的四大問題，“中山裝之價值”，主要有便利、嚴整、價廉，利於階層平等，適用多種場合。⑥《新聞報》載文曰：“國人欲以之紀念孫總理者”，“中山裝為孫總理在時。因其便利適意。故樂穿之。後總理逝世國人欲以之紀念總理。故名之曰中山裝。”⑦ 1928年上海郵務職工會代表大會通過一律改著中山裝議案，“指出理由多項：一改良中國服裝、二提倡國貨、三提倡朴儉美德、四表示尚武精神”。⑧ 檢視時人有關穿著中山裝的原因及價值的討論，從未見到有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等特殊含義。 接著看《申報》廣告。中山裝的廣告雖然只是行銷手段，但是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事情的真實面貌。《申報》含有中山裝的廣告前期大多是銷售中山裝及中山呢、中山扣等配件，後期則以包含著中山裝特徵的尋人啟事為多。中山裝的價值、優點自然是商家要宣揚的重點。譬如： 在提倡改良服裝時，要以中山裝為最宜，各處風起雲湧，紛紛改穿中山裝，以麻紗料製成，既舒服，又便利，家常出門都極相宜，每套七元半，售價便宜，以冀普及。 小學生人人宜服中山裝。歡迎學校采為制服，灌輸兒童革命精神。經濟：穿中山裝較普通長衣輕便，取價便宜永久耐用；衛生：穿中山裝 無左薄右厚之弊，裁制體貼舒適衛生；精神：穿中山裝可提尚武之精神，精神活潑英氣勃勃；美觀：穿中山裝不若長衣之拖帶，輕捷玲瓏美觀可愛。取料純系國貨、售價特別便宜。 所有推廣中山裝的《申報》廣告中，只有1928年9月3號一則涉及三民主義： 中國現在最難解決的，就是平民生計問題，所以三民主義上，民生主義列為第一。倘是同胞們，人人都樂用國貨……三民主義是中山先生的救國主義，那麼做了中國人，著了中山裝，又去用外國的劣貨中山扣，豈非是替外國人擴充生產的力量？ 該廣告打著三民主義旗號，實際上是推銷國貨中山扣，與中山裝所謂的政治含義無關。 通過對民國時期大量官書、檔案、新聞、小說、廣告等官私文獻分析，可以發現，中山裝既是革命的產物，也是服裝的革新。其流行既包含政治原因，也有現實合理性。國家權力的規訓、引導是主要的外因，民眾的接受和認可是主要的內因，這是一個雙向互動的漸進過程，但其中並不存在所謂特殊的政治文化因素。 目前可見最早關於中山裝特殊政治含義的材料是，署名妙觀的作者在1929年談到：“昨晤自南來某要人，為述民党制服之起源，始恍然于所謂代表三民五權等說，均屬牽強誤會。……某君隨侍中山多年，其說當不虛也。”其中“三民五權”應指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可見在民國政府強力推行中山裝的同時已有類似傳言。但其後此言論一度中斷數十年，未曾在文獻中再現，說明在民國時期對其知之甚少。 新中國建立後，直到1986年，中山裝相關文章才再度出現。廣州文博專家黃漢綱認為中山裝源于南洋華僑中流行的“企領文裝”，協助孫中山的助手是廣東人黃隆生，他們在企領上加一條反領，以代替西裝襯衣的硬領，又將原來的三個暗袋改為四個明袋，但並未提到其有特殊的文化蘊含。《文史雜誌》所載孫中山誕辰120周年紀念專文亦未談到中山裝有何特殊的文化蘊含，此後6年計6篇關於中山裝的文章也是如此。這說明在新中國成立後的42年內，所謂中山裝具有特殊含義的說法尚未出現。 1992年，復旦大學旅遊系教師夏林根於《第一套中山裝》一文寫道，辛亥革命後，孫中山要求上海著名的榮昌祥呢絨西服號的師傅以日本陸軍士官服為基樣，設計一套直翻領的四貼袋服裝，袋蓋成倒山形筆架式，鈕扣為五粒，象徵五權憲法。身為滬上旅遊業者，拋出中山裝誕生於上海並有特殊含義的“高論”，很難排除文宣推廣的意圖。儘管這個新中國首次提出的五粒鈕扣象徵五權憲法說並未提供史料依據，但因新奇有趣開始逐步流傳。其後，《領導文萃》摘編了《文化生活報》中一篇有關中山裝來歷的短文，基本沿用這個故事，同樣沒有支撐材料，但首次提出“原在門襟縫上七粒鈕扣，孫中山提出改為五粒，象徵五權憲法”。這兩個先後出現的故事都僅涉及所謂五權憲法含義，故應與1929年的“三民五權”傳言沒有直接關係，屬於新中國時期的“新創造”。 不久，《新民晚報》刊登了譚經望的文章，稱：“中山裝因其造型大方樸實、結構嚴謹持重，在1929年被定為國民黨政府官員的禮服。國民黨在憲法中規定，文官宣誓就職時，一律要穿中山裝。春、秋、冬三季用黑色，夏季用白色。從形制上看，中山裝緊收頸部的衣領，是一種壓力與危機的象徵。前襟的四隻口袋，標誌著禮、義、廉、恥的儒教思想，並認為此為國之四門。門襟上有五粒紐扣（原為九粒）則含有五權（行政、司法、立法、考試、監察）分立的意思。袖口的三粒紐扣，則寓示著民族、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原則。中山裝給人以信心和力量，蘊含著設計者強烈的主觀意願和設計理想，並與民國歷史的背景和使命相融。”該文使中山裝由形制到結構的所謂文化寓意空前豐富，令人耳目一新。其“微言大義”，言之鑿鑿，容易讓人信服。雖同樣未提供任何史料依據，卻迅速流傳。可以說，上海的旅遊業者和媒體對於中山裝所謂的特殊政治含義的產生和流行“功不可沒”。然而，譚經望只是一名科技記者，其文硬傷非常明顯。稍懂國民黨史者皆知，孫中山所規定的中國革命與建設的程式，分為軍政、訓政、憲政三個時期。1929年召開的國民黨三屆二中全會規定，訓政期限為6年，到1935年即可結束訓政，頒佈憲法，實施憲政。換言之，1929年國民政府根本沒有憲法，何來“在憲法中規定，文官宣誓就職時，一律要穿中山裝”。前文已述，規定“制服用中山裝”的文件實為1929年頒佈的《文官制服禮服條例》。退一萬步講，即使是1936年國民政府公佈而未付表決的《中華民國憲法草案》（五五憲草），也不可能具體到規定“文官宣誓就職時，一律要穿中山裝”。由此可知，該文以訛傳訛、閉門造車的嫌疑很大，很不嚴謹，但仍被很多專業研究者反復引用。 2003年春，中國內地第一部大型近代史電視連續劇《走向共和》歷經四年最終面世，最後一集孫中山在張勳復辟後發表演講：“哦！對了，我今天穿的這身衣服有點古怪是吧，……我設計了三顆扣子，共和的理念，就是平等、自由、博愛。這邊也有三顆扣子──民族、民權、民生。那憲法呢？呵呵呵，我說的不是三權憲法。我發明了個新詞，叫五權憲法。”《走向共和》明確孫中山設計了象徵三民五權的中山裝，顯然是受到了此前社會上流傳的相關故事的影響，而用五個口袋（含一個暗袋）代表五權憲法的新奇說法首次出現，說明當時的傳說五花八門，尚未統一。現代媒體的傳播作用不可小覷，它無疑會進一步加深人們對中山裝具有三民五權特殊含義的印象。 次年，岳麓版高中歷史新課標教材必修二第13課《新潮衝擊下的社會生活》有關中山裝的小字部分赫然明載：“中山裝造型的含義：前襟四隻口袋代表立國之四維：禮、義、廉、恥；袋蓋為倒筆架形，寓為以文治國；依據國民黨的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督五權分立的理念，將前襟設計成五粒扣子；袖口的三粒扣子代表國民黨立國的三民主義；封閉的衣領顯示了‘三省吾身’、嚴謹治身的理念。”②這個解讀顯然是以譚經望版中山裝故事為核心，又對衣領和袋蓋的含義有所“完善”，但照舊沒有提供任何支撐材料，甚至連文獻來源也沒有標注。其後的嶽麓社修訂版教材一直沿用，只是把原來所配之明顯矛盾的前襟7紐扣中山裝圖片換成了5紐扣。做為注重“史由證來，論從史出”的歷史學科的教材，如此草率殊為不妥。教材的權威影響無疑是巨大的，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統一思想的作用，於中山裝的所謂政治含義普及化“居功至偉”。 繼電視媒體和官方教科書後，2005年至2007年，浙江寧波紅幫裁縫、上海開開集團、北京紅都集團、廣東中山市競相提出申報中山裝為非物質文化遺產。中山裝申遺變得炙手可熱，提供歷史敘事、展示藝術價值成為四地申遺的共同前提，於是中山裝的三民四維五權等政治文化蘊涵自然成為濃墨重彩之處，不斷充實，在社會上廣為流傳。其實正如朱大可先生所論：中山裝之所以遭遇如此激烈的爭搶，“並非基於申遺者的烏托邦激情，而是源自市場利益的驅動”。 幾乎在同一時期，成龍、李連傑、劉德華等華人明星越來越多身著中山裝亮相國際舞臺。據報載中國外交部曾專門作出著裝規定：“男士著中山裝，女士著旗袍代表中國形象。”④這種趨勢似乎與毛澤東、鄧小平以來的國家領導人著中山裝出席國內重大活動不謀而合。至此，我們可以說中山裝在新中國也已經取得了“國服”的地位。這對於其所謂特殊政治文化的確認無疑會起到巨大的正面強化作用。 與民國時期中山裝的流行類似，1990年代以來我國有關中山裝所謂的特殊政治含義的產生、發展和普及，也是歷史、政治、經濟、文化諸因素融合的產物。商業利益的驅動與炒作，民族文化的自覺與自豪，以及對革命偉人的崇敬與紀念等諸多動因與情結相互交織，使中山裝的所謂文化蘊涵很容易成為一個越來越美麗的童話。 考慮到國民黨與孫中山的特殊關係，筆者也專門電郵諮詢了臺灣的陳永發、古偉瀛等知名歷史學教授和專家，他們大部分閱信前連中山裝的“三、四、五含義”都從未聽聞。臺灣教育研究院的同行蕭憶梅博士回復說：“關於中山裝的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等政治含義應該是沒有明載在臺灣中小學教科書的， 至少在歷史教科書是確定沒有的”。 至此，根據對大量官私文獻的梳理檢核，我們可以比較穩妥的認定，所謂中山裝的特殊政治意義只是一個美麗的童話，最多可以視為民間娛樂版，專攻民國風俗文化的李少兵教授亦持同樣立場。①筆者以為，中山裝可以穿，孫中山應該愛，但不能把中山裝與孫中山思想任意附會。正如著名孫中山研究專家余齊昭所言：“中山裝體現孫中山治國理念一說純屬無稽之談，希望後人不要拿中山裝與中山先生宣導的‘道德禮儀’、‘立憲理念’、和‘三民主義’掛鉤。”②歷史教科書的編寫者和執教者更應慎之又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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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5-9-16 03:1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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