偽人偽事：曾國藩....曾剃頭 還是 曾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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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國藩，一個殺人犯緣何成了聖人？
作者: 曾節明


曾國藩，一個殺人犯緣何成了聖人？緣何成為共特的人生支柱？

　　評價一個人，主要看他（她）做了什麼，而不是主要看他（她）說了什麼，這是公理；否認這個公理，就會出現“好話說盡，壞事做絕”的人被認作“聖人”的怪現象。
　　因此，要評價曾國藩，主要看他做了什麼，而不能主要看他那本厚厚的道德文章——《曾國藩家書》。曾國藩一生只做了一件大事，就是鎮壓了太平天國，他在鎮壓太平天國的過程中，巨量地濫殺無辜；除了鎮壓太平天國外，曾國藩窮其畢生之力為滿清“維穩”，並為之大量地濫殺無辜。
　　當年進攻太平天國期間，湘軍從九江打到南京，攻一城屠一城，一路屠殺過來，“雞犬不聞三千里”，湘軍將領彭玉磷感嘆：“直教戮滅無遺種，屍湧長江水不流”（彭玉磷《克復九江屠城》）
　　 在這無數次屠城當中，較著名的有三次：
　　1858年屠江西九江，湘軍將守城太平軍暨其家屬兩萬多人全部殺光，又大殺城中百姓，城中積屍數萬，被拋屍長江者更難計數；
　　1862年屠安徽寧國府，老百姓被殺者難以計數；由於屍積如山，倖存者太少，兩個月後城中屍體還無人收埋；
　　1864年七月，湘軍曾國荃部攻破太平天國首都天京，立即執行曾國藩的屠城政策，三日之內，二十多萬湘軍見人就殺，見屋就燒，姦淫擄掠，無惡不作，南京城內數十萬老百姓慘遭屠殺，其中許多人是幼兒、老人和婦女；時在曾國荃軍中的趙烈文（曾國藩幕僚）見證：“……沿街死屍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滿二三歲者亦斫戮以為戲，匍匐道上。婦女四十歲以下者一人俱無，老者無不負傷，或十餘刀，數十刀……”（趙烈文：《能靜居士日記》）；“秦淮河屍首如麻”、“三日夜火光不息”（ 《湘軍紀》）。當年太平軍攻佔南京，南京城沒有受到大的破壞，而經過湘軍的浩劫，史載南京連一棵完整的樹都沒有，全城幾乎變為空城。
　　這就是湘軍版的南京大屠殺！它比起七十三年後日本人製造的南京大屠殺，恐怕有過之而無不及。趙烈文估計：湘軍之屠南京，殺了二三十萬人；但後人評估，遇害人數遠不止此數，因為太平天國全盛時期南京有一百多萬人口，而太平天國滅亡十一年後的光緒元年（1875年），“江寧”（即南京）人口仍不及五十萬人。
　　然而莫大諷刺的是：製造日軍版南京大屠殺的松井石根和谷壽夫成了戰犯，早被判處死刑，而製造湘軍版南京大屠殺的曾國藩，迄今榮享“聖人”牌位、仍然受到頂禮膜拜。

　　現在仍有諸多曾迷、曾粉指：屠城是曾國荃和其他湘軍將領干的，曾國藩不能為此負責。這是睜著眼睛說瞎話：
　　當年曾國荃軍對南京的圍困，引發了城內的饑荒，太平軍守將李秀成開啟城門，放城內飢民一條生路，而出城的南京飢民，剛開始受到曾國荃的救助，但坐鎮武昌的曾國藩聞知後，大為光火，去信嚴責曾國荃，令其務必把難民堵在城裡，以消耗太平軍的糧食、擾亂其軍心，請看看：這就是曾國藩“愛民如子”的真相！為了成就“剿匪”的功名，老百姓的人命，在他眼中根本不值一錢。這反映出：曾國藩比其弟曾國荃更加冷酷。
　　曾國荃製造南京大屠殺後，輿論大嘩，但曾國藩非但沒有片言指責，反而要求他在攻打太平軍餘部時，繼續推行“三光政策”，曾國藩惡狠狠地說：
　　要使太平軍餘部“行無民之境，猶魚游無水之池。居不耕之鄉，猶鳥居無木之山。（曾國藩奏章）”也就說，就應該把太平軍活動區的老百姓殺光！
　　對於濫殺的指摘，曾國藩令人齒冷地批駁說：“無惑於妄殺良民恐傷陰陟之說,斬刈草菅,使民之畏我，遠於畏賊！（《曾國藩致李元度書》）”
　　這段話明白表示：無辜老百姓的人命，在曾國藩眼裡就是一根草，他就是要草菅人命、殺人如刈草。
　　曾國藩九弟曾國荃，在湘軍以狠毒著稱，但仍有良心顫抖的時候：攻佔安慶後，曾國荃曾於一天之內慘殺上萬“戰俘”（其中有許多是老百姓），終於殺得“於心不忍”，曾國荃寫信給曾國藩說：殺人太多，害怕報應；曾國藩喪心病狂地回信說：
　　“既已帶兵，自以殺賊為志，何必以多殺人為悔？既謀誅滅，斷無以多殺為悔之理（《曾國藩家書》之《咸豐十一年六月十二日與國荃國葆書》）。”
　　他明白地為曾國荃濫殺無辜打氣、鼓勁；終其一生，曾國藩從來沒有半點為殺害無辜後悔的表示，這不是惡魔的心理素質麼？
　　很明顯，曾國荃的南京大屠殺、以暨湘軍李繼賓、胡林翼等將領的屠城，背後站著曾國藩，曾國藩不折不扣是湘軍大屠殺的總後台、“總設計師”。

　　迄今有人說：哪場戰爭不死人？殺死無辜是鎮壓太平天國無可避免的！
　　問題是，曾國藩之大殺無辜，出於“使民之畏我”的故意，而不是不可預料、無法掌控的不得已！試問：攻破“天京”後對老百姓的大屠殺大淫掠，是鎮壓太平天國的哪門子“必需”？相反，曾國藩對太平天國統治區不分軍民的瘋狂屠殺，反而把敵方軍民打成鐵板一塊，迫使太平軍戰鬥到最後一人（反正投降也是死，而且還死得更慘——凌遲！），反倒大大地增加了戰爭的代價。正因為投降死得更慘，湘軍攻九江時，太平天國貞天候林啟榮率兩廣生力軍一萬七千人，竟在斷糧三天的情況下爆發出驚人的戰鬥力，血戰到底、全部壯烈犧牲，此役也令湘軍付出了傷亡七萬多人的慘重代價。
　　曾國藩在震驚於太平軍英豪氣概，發出“兵不如賊”錯愕時，可否想過：正是他自己遠遠超出鎮壓所必需的濫殺政策，大大增加了戰爭帶來的災難？
　　太平天國忠王李秀成在被俘後，曾向曾國藩說：如果不是湘軍濫殺，太平天國根本撐不了這麼久。曾國藩一時無言以對（大概自知理虧）。
　　而且，曾國藩的濫殺老百姓，並不僅限於太平天國佔區，早在湖南興辦團練時，曾國藩就在省城長沙設立“發審局”：凡團紳送被捕人到局，立即殺死，禁止屍親呼冤，又禁止向團紳講理；有一次曾國藩抓到十一個據說是搶了米行的農民，曾國藩竟然連審都不審，下令把他們全部砍頭；曾國藩在湖南竭力鼓動濫殺濫捕，提倡團紳捕人，要求：地方官殺人、捕人要多，殺人要快，官殺人‘不必拘守常例’，紳捕人“不必一一報官”。湖南並非太平天國統治區，試問：此種濫殺，是鎮壓太平天國所必需嗎？
　　可見，曾國藩的濫殺，遠遠超出了鎮壓太平天國所必需，他的濫殺，是大規模的蓄意謀殺，曾國藩就是謀殺犯。

　　曾國藩不僅大規模地濫殺無辜，而且殺人手段之血腥殘忍，世所罕見，超越人倫底線，簡直可以用慘絕人寰來形容：
　　在圍攻江西興國、大冶的戰鬥中，曾國藩把俘獲一百三十四名太平軍，不分官兵“一概剜目凌遲”； 九江戰役中俘獲十二人，曾國藩命令立即‘凌遲梟示’、又生擒十三人，曾國藩命令“就地剜目凌遲”。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湘軍紀》載，“重陽戰鬥擒獲七十餘人，（曾國藩命令）殺死後令兵勇割人肉生吞。”
　　生吃人肉是什麼行為？這難道不是食人惡魔的行為嗎？
　　這就是曾國藩儒家道德“聖人”真面目！這就是李劼所讚頌的曾國藩內心“修為”的真相！
　　
　　迄今有人說：不能以今天的道德標準來要求古人，曾國藩式的濫殺，在當時的時代是很常見的。　　這完全是對歷史無知的想當然。按今天的道德標準濫殺無辜是大罪，按當時的道德標準濫殺無辜就不算什麼嗎？
　　曾國藩在湖南的大殺濫殺，曾惹得輿論大嘩，落得“曾剃頭”的罵名——請注意：“曾剃頭”的綽號，並非來自太平軍，而是來自曾國藩自己的湖南老鄉！
　　當時目睹湘軍的屠殺，不少士紳、甚至連滿清的地方官都看不下去，他們曾上書清廷彈劾曾國藩，指控曾擅殺良民。（但清廷置若罔聞，反而多次下詔表彰，這反映出滿清政權的非法性）
　　湘軍屠城的血腥殘暴，甚至連湘軍的將領都看不過去。湘軍大將彭玉麟就先後於1861年安慶屠城後、1864年南京屠城後，兩次致函曾國藩，要求曾國藩“大義滅親”——即殺掉屠城的直接責任人曾國荃，曾國藩置若罔聞。
　　以上能夠反映出：濫殺無辜按當時的道德標準稀鬆平常、不算什麼嗎？
　　明朝萬曆年間，為了反抗太監孫隆徵稅，蘇州人罷市、遊行示威、毆打明廷稅監，有人提議動用軍隊鎮壓，“但太守（總兵）朱公燮元曰：不可。兵一御外寇者也，吾不能鋤奸，以至招亂。若又擊之，是重其毒也。切眾怒難犯，若之何抱薪救火哉！”（《吳葛將軍碑》）。
　　更早的明朝人都知道不能動用軍隊濫殺老百姓的常理，這能夠說明古人的道德標準，不以濫殺無辜為大不了之事？

　　　至此已經很明顯，曾國藩是一個極端凶殘的反人類殺人犯，但這樣一個大謀殺犯，緣何成了中國的“聖人”呢？原因就在於曾國藩所作的“道德文章”，而且此種道德文章深深迎合了中國文化的某些劣根性。
　　曾國藩的“道德文章”有三部曲：

　　一是奴才死忠，即忍辱負重、賤不可及地愚忠於一個無可救藥的非法政權。在屠滅太平天國後，主動裁減湘軍，處處向愛新覺羅家表忠。
　　表面上看，曾國藩體現出來的是放棄“黃袍加身”的高風亮節，實際上他急流勇退的奴才死忠像，意在博取“忠臣孝子”之私名。因為曾國藩以千萬人人血為代價所維護滿清，是一個不可能改良成功的殖民政權，延續這樣的政權，客觀上只會起到耽誤中國變革、加深中國苦難的作用，曾國藩不太可能不知道這個客觀作用，但為了一己之功名在所不惜。
　　曾國藩不太可能不知道“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但卻厚顏無恥地對趙烈文說：“本朝君德正。。。”結果被趙烈文駁得體無完膚、無言以對、面對趙烈文將滿清政權非法性的點穿，曾國藩並為反駁，而是默然良久嘆：“吾日夜望死，憂見社稷之隕。”這句語帶慚愧的話，恰反映出他的理虧心虛——他殺那麼多人鎮壓太平天國，竟然全無意義。
　　當然，殺人有無意義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撈到了“忠臣孝子”的名聲。

　　二是勤勉為官，“愛民如子”。應該承認，曾國藩為官主政，客觀上做了不少減輕老百姓負擔的事情，例如他在任兩江總督期間，實施了勸農、勸桑、清訟、減瑤、籌荒、整頓吏治。。。系列“德政”，客觀上促進了江南地區的恢復性發展。
　　但以此作為曾國藩“愛民如子”的憑據，未免誇張：因為一則，曾國藩的德政，比其他屠殺的破壞來，實在是九牛一毛；二則，曾國藩在勤勉為政的同時，卻依然有著磨牙吮血的另一副嘴臉，碰到不合綱常秩序的老百姓（所謂“刁民”），他仍然不由分說立即殺死，振振有詞地說“亂世用重典”。
　　此種矛盾的現象是怎麼回事？說穿了很簡單。以心理學的常識來說，一個視老百姓人命如草薺的人，是不可能真心關心老百姓的疾苦的；曾國藩真正關心的，不過是他自己的名聲
　　也即是說，曾國藩的勤勉為官，與其說是“為民”，不如說是“為名”——這就是“曾文正公”以暨很多“大儒”的真相。


　　三是編撰《曾國藩家書》。《曾國藩家書》滿紙仁義道德，其作者卻滿手人血淋漓，這就構成一道最奇特的人文景觀。為什麼會這樣？長期以來眾說紛紜、分析說法長篇累牘，然而鮮有得要領者。曾國藩的做法，說穿了就四個字——欺世盜名。
　　孟子云：“殺一無辜而取天下者，仁者不為也”。李劼先生盛讚曾國藩為“君子”，不知屠戮婦嬰之“功”遠超洪秀全的曾國藩，符合儒家“君子”的那一條標準？
　　值得注意的是：曾國藩從來不是一個清官；在鎮壓太平天國的過程中，將擄獲的大量金銀財寶據為己有、拒不上繳。曾國藩九弟、湘軍副統帥曾國荃有個外號叫“老饕”，以貪暴聞名，在鎮壓太平天國的過程中購置田百頃（王闓運《湘軍志》），其侄子曾紀芬稱他這個九叔“每克一名城，奏一凱歌，必請假還家一次，頗以求田問舍自晦。”（《崇德老人八十自訂年譜》）。
　　當時多人指稱，曾國荃於攻佔南京搶得大量財物，曾國藩卻在袒護其弟之餘，則對朝廷奏稱“偽宮賊館，一炬成灰，並無所謂賦庫者，然克復老巢而全無貨物，實出微臣意計之外，亦為從來罕見之事”，說除了二方“偽玉璽”和一方“金印”，別無所獲。
　　這種不合常理的辯護，除了反映曾國藩的虛偽和無恥以外，沒有任何說服力。很明顯，曾國藩、曾國荃兄弟私自搶走了所有太平天國的遺留財物，並刻意縱火掩飾。即使按照理學的標準，曾國藩也沒有多少私德。
　　曾國藩是一個只詢私情，而不講公義的人。比洪秀全更不把老百姓人命當一回事的曾國藩，在《家書》一副救世愛民的忠臣嘴臉，實際上他之所以死忠於滿清，完全是因為滿清給了他高官厚祿，而與國家、民族大義全然無關。滿清貪殘暴虐，他心裡清楚；護大清救不了中國，他非常明白，但為了自己的功名利祿，這些都無關緊要，誓把為虎作倀進行到底！
　　
　　縱觀曾國藩的一生，是一個典型的假道學人生；曾不僅不是什麼聖人，而是個十足的偽君子；那麼這樣一個偽君子為什麼欺世盜名那樣成功呢？這就涉及到後宋以來中國文化的某些劣根性。
　　曾國藩之所以欺世盜名大獲成功：
　　一是他剿殺太平天國勝利了。中國傳統文化有以“成敗論英雄”的短板，而缺乏悲劇英雄的傳統。於是曾國藩“成者為王”，成功的血腥過程，則遭淡忘；倘若曾國藩鎮壓太平天國失敗了話，他早已身敗名裂淪為笑柄，其名聲不會比賈似道好；
　　二是他暨其家族的高官厚祿。曾國藩屠滅太平天國後，受封一等永毅侯，接連擔任直隸總督、兩江總督高官，其殺人犯的九弟曾國荃也當上兩廣總督，其子曾紀澤榮任滿清駐英、駐法公使、太常寺卿。。。在漢儒的官本位文化中，這無疑是光宗耀祖的最高境界；
　　三是滿清暨理學史家的長期尊捧；
　　四是中國知識分子趨炎附勢、非此即彼的絕對化思維。1949年以前，曾國藩被捧上雲端，毛澤東時代，曾國藩被打成”反動分子“、“地主階級劊子手”、“封建專制衛道士”。。。被批倒批臭，打入十八層地獄；因此“改開”後，飽經“毛文革”禍害之苦的知識界，復又跟風擺向另一極端，聞風起舞，復又將馬寅初、曾國藩等被毛否定的人，統統加以肯定，更加狂熱地捧上雲端。因此，“改開”後，大陸曾掀起曾國藩熱，曾國藩更“聖”了，而中南海在共產意識形態破產的情況下，為了維穩，也樂得大樹特樹曾國藩這塊維穩的“民族品牌”。

　　在晚清“中興”三大名臣之中，曾國藩排名第一、榮膺“首聖”，其實客觀地說，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三人，曾國藩的才幹和品格都是最差的，只是因為他“道德文章”的巧偽功夫嚇得最足，所以三人中唯獨曾國藩成就了“大儒聖人”的虛名。

　　今天，曾國藩三字，儼然成了腐朽勢力衛道士的價值觀代名詞，其《家書》已然成了奴才衛道哲學的價值觀彙總。2001年筆者在桂林電視台因文字“出事”後，一位惜才的領導故作高深、語重心長地勸我說：你最應該去讀《曾國藩家書》。
　　這麼多年來，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居海外，我都觀察到一個規律：無論是國內循規蹈矩的官僚公務員，還是海外死心塌地效命於北京朝廷的特工，幾乎都共同地崇拜一個人——曾國藩；他們都是以曾國藩的“忠臣孝子”價值觀，來支撐自己的卑鄙無恥的奴性下作人生的。
　　這難道不能說明一點問題嗎？

曾節明　成稿於2015年六月十六日下午與雨晴紐約州
最後編輯時間: 2015-06-16 17:12: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