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院醫生黃任匡,近年常在鎂光燈下怒罵香港醫療政策制度、每日150個單程證湧港的禍害,去年他靜下來了,暫別亂糟糟的香港,退隱到世界第二的幸福國度──丹麥──深造。今年初回港,他曾經想「摺埋」,最後還是為愛為責任「重出江湖」。他自稱半社運人士,高調走到前線發聲,並非為選舉從政鋪路,只單純為香港這個屋企出一分力,「我唔享受搞政治,我都係鍾意做醫生多啲。」黃任匡如是說。
三十七歲的黃任匡,矢志走上杏林路,緣於中六那年一場大病,「患咗肺結核,瞓瞓吓嘔一大灘血,入醫院兩個月,我成日諗唔係有醫生護士救返,應該死咗好耐,就諗如果第時可以咁幫返人都幾好。」高考取得3A2B,順利考入港大醫學院。
講士氣 現時仲差過沙士
2003年沙士爆發,時為醫科生的黃任匡,見證過醫護界當時的艱難歲月,他說那時士氣雖差,但也比今時今日好,「我相信辛苦唔係最大原因,老實講,入得行預咗辛苦,主因係大家見到制度唔公平,見到公公婆婆心臟病,要通波仔,但畀唔起錢,政府又畀唔起錢、或唔肯畀錢醫,寧願拎六千億去起人工島,幾億起個噴水池,作為醫生梗係唔開心啦,好多同事越做越灰心,係好氣餒,挫敗感好重。當你做到飯都冇時間食,尿都唔得閒屙,然後見到上面啲人派魚蛋燒賣,拍片叫譚詠麟唱歌畀你聽,點會唔想走?」係囉,咁點解繼續留低?「啲老人家已經好慘,走咗佢哋咪仲淒涼。當你見到病人慢慢好返,過返正常生活,嗰種滿足感係再多錢都比唔上。回歸讀醫嘅初心,都係想幫人啫。」
每次醫護人員出來吶喊,總有人揶揄:「你哋人工高福利好,嘈乜?嫌辛苦咪唔好做。」黃任匡每次都急着幫大家澄清:「其實唔係嗌辛苦,係睇唔過眼,每次巴士、小巴發生意外,大家都先關注司機工時,但發生醫療事故就完全冇人提,我哋呢行,工時長係會涉及病人安全。」訪問前兩日剛連續上班三十三小時的他續說:「如果你瞓喺手術枱,知道我三十個鐘冇瞓覺,但拎緊把刀劏你,你驚唔驚?要記住,有事發生時唔係編更同事孭鑊,唔係食衞局局長陳肇始去坐監,而係負責嘅同事坐監或釘牌!」他補充,「我唔係話走咗啲同事自私,但我可以好肯定講,繼續留喺醫管局嘅都係最有心嘅同事。」
大控訴 建醫院齋睇急症
病房爆滿,病人要瞓走廊、電視底,黃任匡見怪不怪,他最嬲每當高官巡院前,院方總要求「洗太平地」。人手、資源不足等老問題,其實有辦法解決,但冇人做,或者不願做。近年新建的天水圍醫院、北大嶼山醫院,美侖美奐,但原來只提供急症室服務,大部份病房至今一直空置,何解?黃任匡說得激動:「你問得真係好,要問局長先知點解!呢個政府唔諗嘢㗎,俾人鬧完就起間醫院,但完全冇諗人手安排,醫療政策係要長遠規劃,唔係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病人去完急症好多都要住院,天水圍冇病房就會轉介去屯門、博愛等邊境醫院,所以佢哋病房越來越爆。當然,呢啲新聞你唔會喺TVB睇到,民建聯都只會話你知佢哋成功爭取天水圍開急症室,yeah。我想話畀社會知,唔係只得人手問題囉。」
論打壓 我有退路餓唔死
近年香港瀰漫一股白色恐怖,冷不防會被消失,高調發聲,黃任匡直言擔心過被抽秤,「我都要搵食,養父母,但有時諗唔到咁多。」他說在香港當醫生是社會上優越的一群,「講得難聽啲,如果我真係有日被炒,最多咪去屋邨開間診所仔幫人睇傷風咳,餓唔死嘅。我有呢條退路時,就有責任去講普通打工仔唔敢講嘅嘢。比起一啲後生仔要坐監、被停學、斷送前途,我呢啲中產嘅所謂犧牲,又算得係乜?」他慶幸直屬上司很撐自己,雖然有同事會暗諷「你就嚟升喎,睇路喎,小心啲喎」,心理質素算是良好的他,會視為善意提醒,「我覺得好正常,社會係要有唔同聲音,不嬲都係咁,殖民地年代,大家都係咁鬧港督、事頭婆,係近幾年先變做一言堂之嘛。近年好多白色恐怖,我覺得最緊要唔好自己嚇自己,事事過份解讀。如果樣樣自我審查,就會中咗壞人圈套。」
有人問,如此高調,一定是為下屆立法會選舉鋪路,「冇咁嘅諗法,我都唔享受搞政治,我都係鍾意做醫生多啲。」有幾鍾意?「就係我今時今日仲留喺醫管局咁鍾意囉,要真係好鍾意先做到㗎大佬!你明唔明呀?」明晒。
冇歧視 上水變質好心悒
黃任匡在上水長大,屯門工作,現居天水圍,新移民對他的影響,多過你同我。「以前上水好少人,大學住宿舍時會諗,第日搬返去住都幾好,但而家上水已經唔係宜居地方,見到自己長大嘅社區變成咁,係好心悒。」那為何現在選擇住另一個新移民聚居地天水圍?他直言因為樓價平,「做醫生唔係想像中咁有錢,我哋買樓都好困難,我都係靠父幹,層樓首期由阿爸畀。我成日同師弟妹講,要發達唔好做醫生,快啲轉行喇。」每當社會談及新移民,總會與「歧視」扯上關係,他澄清:「我唔歧視新移民,歧視係做唔到醫護,我都唔抗拒住喺新移民社區。我甚至希望有一日可與新移民聯手,同政府檢討新移民及人口政策,畢竟對佢哋影響最大。好嘅政府係會訂立合理移民門檻,保障市民,但而家係大開中門,對一百五十個單程證不聞不問,然後鬧我哋做乜歧視,係好本末倒置。」
諗移民 要走嘅係共產黨
近年,幾乎人人想移民,雨傘運動時,黃任匡在佔領區做醫療義工,認識到一位台灣朋友,「佢話香港人成日自命愛香港,但一有問題就諗移民,有幾愛啫?」黃任匡說:「我成日諗,呢度係香港,要走點會係香港人走?梗係共產黨走啦,當然,呢啲只係晦氣說話。但始終係自己屋企,就算做唔到乜大改變,最起碼要留低拖慢佢變差嘅速度,唔係走咗去囉。」
他去年到丹麥深造一年,臨別時曾有上司叫他不如留低。醫生可做專業移民,要走,不難。丹麥,幸福指數全球位列第二,怎抵受得住引誘?「我皮膚唔好,有牛皮癬,壓力大就會爆發,去丹麥前諗住當地環境好、空氣好,一定靚晒啦,點知仲差咗!我諗係因為走咗後無力感更重,見到沙中綫又出事喇、馬時亨出嚟講佢話ok就ok,我就喺電腦面前咬牙切齒,人又不在港,做唔到嘢,會好忟憎。如果移咗民,我覺得我會頂唔順,結果忍唔住又返嚟香港。唉,賤骨頭,冇計。」他套用Rubberband一句歌詞:「回望那獅子山,還是會牽掛」,他說:「你問我有幾愛香港,我係好愛,但我係愛啲人,香港人係好拼搏,艱難時刻都好有骨氣,即使香港變到幾差,唔再係以前熟悉嘅香港,呢啲人就係令到我留低,繼續出力嘅原因。」
談家人 父令我留意政治
黃任匡自言性格硬頸,看不過眼的事定必出聲,他中六時做學生會會長,適逢六四事件十周年,他堅持要在學校搞悼念活動,因而多次被召入校長房,「校長好保守,不停叫我唔好搞咁多嘢,話好麻煩。」周旋一輪,活動最後還是搞得成,他慶幸自己活在那個年代,「我諗如果呢個年代嘅學生想搞呢類活動,可能會被趕出校。」
他留意政治,或受爸爸影響,黃爸爸會將社會大事剪報留起,當年六四的片段,更錄影下來保留至今,留給下一代看,「而家呢盤棋,呢一代好大機會捉唔完,所以點樣灌輸下一代正確價值觀係好重要,我喺爸爸身上睇到呢樣嘢。」這個年代還敢生仔嗎?他思考了一會,「的確現時氛圍係令人卻步……我未諗呀,我係好鍾意小朋友,如果我將來有緣有小朋友,我會畀佢覺得自己係香港人,而呢個身份係值得驕傲嘅。」
雖然父母支持他的理念,但黃媽媽還是擔心兒子會惹來麻煩,對他有微言,「佢哋知我硬頸,呢個仔話唔聽,近幾年冇再講喇。」另一半呢?他不希望太高調,「我同前妻分開咗,而家又拍緊拖,唔好講喇。只可以話佢哋理念同我相近,有驚有擔心嘅,會諗醫管局會唔會突然有一日話永不錄用我㗎。」
黃任匡工作極忙,一星期只得一日假,又要搞政治,社運,始終都要些興趣去調劑。睇書,種嘢、養魚、畫畫、行山、跑步,黃任匡統統都啱,「我鍾意一樣嘢,就會花好多時間鑽研,玩到好精,然後唔玩,之前我有玩水草造景,種蘭花杜鵑,喺丹麥就學沖咖啡。」睇書,以為他一定是看政治書或醫學書,詎料他向記者推介一本《The Tattooist of Auschwitz》,是二戰時期發生在猶太集中營的愛情故事,原來鍾意睇愛情小說,認真估你唔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