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就是評論，指出問題，已經足夠，不需要也奉送怎樣解決的辦法。
譬如：柏楊在「醜陋的中國人」之中，抨擊三大劣性：「髒、亂、吵」。應該怎樣解決？幼稚園高班的女教師已經教過：要衛生，去完廁所沖水。上巴士要排隊，不要擠擁。說話輕聲一點，不要令周圍的人感到困擾。
這就是「解決問題的辦法」，幼稚園程度之簡單，不需要一個專欄作者同時提供。凡一個民族，三十年代經一個領袖提倡「新生活運動」，手把手的教你衛生；七十年代又有英國總督教你歧視「垃圾蟲」；過了三十年，須要一個特首的太太做「清潔大使」，到處呼叫「洗手、洗手、洗手」，現在還要知識份子提出「解決辦法」的，就是基因出了民族性的智障。
這只是淺的一層。至於極權統治下的主奴關係、說謊作偽的慣性、缺乏理性邏輯的精神，一百年來，由譚嗣同的「仁學」、蔣夢麟的「西潮」、梁啟超的「飲冰室文集」、胡適的「差不多先生」，答案一早全部在那裏。至於後來的李一哲大字報、魏京生的「第五個現代化」、劉賓雁的「第二種忠誠」，還有「零八憲章」，也只是不斷重複「解決的辦法」，但卻遭到殺頭和大獄重刑。
看見前面這許多人，一百多年前開始嘮叨，提出許多「解決問題的辦法」，然後，後來也嚕嚕囌囌的，一個個抓起來。然後一個民族的行為品格，不斷在倒退，那麼你收聲，不再提出「建設性」的意見，不是「犬儒」，而是常識。
那麼你為什麼還在抨擊呢？理由很簡單：因為你對中國人的命運已經不敢再關心，也不敢再憂戚，因為這樣構成顛覆中國之罪，那麼只能盡力保住你方圓三呎之內的清靜。時裝設計師鄧達智時時抨擊：他的家鄉屏山和元朗平原，從前有蛙塘阡陌、古樹清溪，今日變成藥房奶粉的自由行消費市場。鄧達智不想分裂新界，不想顛覆劉皇發主席，只想捍衛一點點清靜健康的空間人權。
你只是Being rational and decent，然後一批中國五毛開始糾集，仇恨喧問：你是中國人嗎？準備拿出一張刀，然後有一些知識份子說你不對。你只能說：「Calm down, relax,是我不對，我不是香港人，也不是英美國人，更不配做一個中國人，我只是一個正常人。」
這一點常識，不需要三萬字的學術來爭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