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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为陈炯明翻案的文章。
陈的旧案，其实轮不到、也不必等我来翻。海外康白石（高宗鲁）的《陈炯明传》（香港文艺书屋1978年版），已大体写出陈炯明的本来面目；陈定炎（陈炯明之子）与高宗鲁合著的《一宗现代史实大翻案———陈炯明与孙中山、蒋介石的恩怨真相》（香港吴兴记书报社1997年版），更在史料和见解上有力地重新树立起陈炯明的正面形象。大陆段云章、倪俊明和沈晓敏编辑的《陈炯明集》、《孙文与陈炯明史事编年》、《历有争议的陈炯明》，也已提供了坚实的文献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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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陈炯明的案，可以说是一件既简单又复杂的工作。在情理上，在纯学术层面，是简单的；而在政治上，在意识形态层面，却是复杂的。因为重评陈炯明，无法绕开孙中山，对陈多肯定一分，就必然要对孙多否定一分。而长期以来，在国民党的正统史学中，孙中山是“国父”，是革命开山，反孙即反党，叛党即叛国（当年声讨陈的传记就名为《陈炯明叛国史》）。因此，在党化史学盛行的时候，在孙中山政治神话的笼罩下，陈炯明的政治形象就长期被遮蔽，被歪曲，被抹杀，就被定型为“总理叛徒”，就难以被历史宣告无罪。
正是出于这一背景，《一宗现代史实大翻案》就不仅是一份陈炯明的辩护辞。阅读此书，最可见孙、陈政治毁誉的形成，最可见政治势力对历史编写的扭曲，也最可见“胜则为王，败则为寇”这句话的精辟。考虑到一般读者难得见到此书，故以下略述我的读后感，并以此表达我对这位近代岭南志士的敬意。
孙、陈的政见冲突
1922年陈炯明与孙中山决裂，并有所谓“炮轰总统府”事件，是民国史上的大关节，促使孙中山此后转向联苏容共的政策，由此更改变了二十世纪中国的政治走向。
大体说来，孙、陈之争起于政见的冲突，在北方隔岸观火的胡适当时即明白指出：“孙文与陈炯明的冲突是一种主张上的冲突。陈氏主张广东自治，造成一个模范的新广东；孙氏主张用广东作根据，做到统一的中华民国。这两个主张都是可以成立的。但孙氏使他的主张，迷了他的眼光，不惜倒行逆施以求达他的目的。于是有八年联安福部的政策，于是有十一年联张作霖的政策。远处失了全国的人心，近处失了广东的人心，孙氏还要依赖海军，用炮击广州城的话来威吓广州的人民……”（《这一周》之十）。